[转载]黄逸峰回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

原作：黄逸峰

（原载《浦江纵横》2017年5月刊）

一、周恩来同志担任起义总指挥

一九二七年春，上海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争取成立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政权，在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江浙区委的党组织在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领导下，专门召开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有一百余人，大会是在商务印书馆的职工集体宿舍内秘密举行的。会上，罗亦农同志作了政治报告，着重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要求大家提高政治警惕，充分发动群众，力争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并指出这是对蒋介石反共投降阴谋的沉重打击。接着，江浙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同志作了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他说：“现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密，为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迎接北伐军，建立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政权而奋斗”。大会一致通过了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并把决议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批准。当时党中央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开始抬头，对是否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问题争论激烈，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认为，当时实行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既无把握，又没有必要，其理由是北伐军已接近上海，解决军阀残余势力已不成问题，工人纠察队武装起义除无把握、无必要外，徒然刺激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但代表正确路线的罗亦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都坚持要实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认为工人纠察队有决心和力量，从军阀残余手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打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共投降阴谋，有利于我们对国民党通过斗争达到团结。辩论结果，持武装起义主张的同志获得了胜利，最终同意了江浙区委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周恩来同志还以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受党中央委托，直接指挥这次起义。当这一消息在党内传达后，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次起义更有了胜利把握。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同志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镇压商团反革命暴动和两次东征战役，有指挥战斗的实践经验，是当时我们党内少有的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下，我们积极投入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整理主要企业的基干纠案队伍，加强训练，调整和运送现有的武器，印制宣传品等等，这些都是在反动军阀部队和警察疏于防范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一般都很顺利。二月二十四日，反动军阀李宝章部队仓促撤去，上海由毕庶澄率领直鲁联军三千余人接防，这时北伐军的东路军已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于三月中旬由杭州、嘉兴向上海挺进。直鲁联军的官兵，缺乏战斗意志，军纪败坏，听到北伐军即将到来，军心动摇。毕庶澄亦慑于北伐军的威力，正在向东路军总指挥部讲条件，接洽投诚。党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常委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发出下列命令：

我上海全体市民：北伐军将到上海，我市民急当起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兹由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飞报，仰我全体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

上海总工会亦同时发布了“各业工人行动起来”行动纲领十条，如召集职工全体大会，组织宣传队，供给群众消息，组织纠察队，维持地方秩序，商店行业职工选举工会执委会，宣布罢工、罢市，并组织慰劳队等等。

二、每个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的心都激动得要跳出来

武装起义按规定时刻开始了。那天天气晴朗，春天的阳光灿烂，照耀着大地，每个人身上都是暖洋洋的，参加武装起义的工人的心都激动得要跳出来了。所有工厂、商店、学校，轮船、火车和市内的一切电车、汽车、电报和电话都中断了，工厂和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响了一阵以后，整个租界立即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和一部分店员均于一个小时前涌入华界，华界内的马路和广场都成为群众的集合地点，到处都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的革命歌声，响彻云霄。带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在马路上站岗放哨。带红十字袖章的济难会的男女救护队也出动了。反动警察大部分已蜷缩在自己窝巢内，有些据点的士兵在紧张地加强防御工事，准备战斗。租界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在租界华界交界处增强工事，加固铁丝网与沙包，外国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时有骑兵和装甲汽车在界路上逡巡，租界万国商团也出来站岗。国民党右派和军阀所雇用的流氓、侦探等，身穿各种衣履的人物则在马路上游荡，企图混入群众队伍，趁火打劫。

半秘密的总指挥部设于上海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职工医院内，周恩来、赵世炎两同志驻此直接指挥战斗。战斗分七个区进行，除南市区由印总主席徐梅坤指挥外，其他各区由区委书记指挥。虹口区没有区委，由闸北区委派了团支部书记何大同指挥。

南市战斗于下午一时半开始，法租界的工人群众和纠察队早于一时前在南市西门一带集中。工人纠察队首先攻占淞沪警察厅，没有遇到抵抗，除缴获长枪外，并缴获存储的短枪三十六支。继占领电话局，南火车站，最后围攻制造局，驻军全部投降。一区警察署及各警察派出所均先后被占领，警察被缴械。四时许残敌被全部肃清。在战斗中尚有南市保卫团与工人纠察队配合。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武装

其他关于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和吴淞各区的战斗，除浦东、吴淞有少数军阀部队做过较激烈的抵抗外，其余各区进攻目标主要是警察署所，一般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一交手即缴械投降。所以到四时后，各区的武装战斗基本结束。激烈的战斗主要发生在闸北区，这是这次武装起义的关键地区。这里不但有军警据点二十余处，而且直鲁联军毕庶澄部三千余人都集中在北站一带，准备利用铁路从吴淞逃走。其中有直鲁联军的雇佣军白俄铁道装甲车队，装甲车上配有迫击炮。总指挥部考虑到这一点，因此闸北纠察队的配备比其他各区较强，有闸北区委郭伯和同志指挥下的主要基干工人纠察队，有商务印书馆、邮政、电气、铁路等企业的主力，并有三个学生纠察队，是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学生纠察队。整个闸北的纠察队当时掌握的武器也比较多，共有长短枪五十余支及其他土炸弹等。总指挥部并预定沪东、沪西的工人纠察队在本区战斗结束后调一部分主力支援闸北。

三、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总指挥周恩来同志

我当时名叫黄澄镜，是闸北区委成员之一，分工管宣传，同时兼任国民党闸北区党部常务委员和闸北区人民代表会的主席。起义开始后，我分工率领广大群众和徒手的纠察队并掌握少数枪支。我当时受区委分配的任务，主要是与各企业的纠察队联系，以便随时把徒手的纠察队员武装起来作为后备力量。当时，我总是希望能旱点看到我们的总指挥周恩来同志。自己猜想，我们的总指挥一定是戎装挂甲、威风凛凛的人物。但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占领第五区警察署以后，忽然有区委的交通员奉郭伯和同志的命令通知我到半秘密的总指挥部去，我当时即将我的任务临时委托给其他同志，飞跑到总指挥部，看到一个中等身材，两腮长满黑而短的胡须，两道剑眉，目光炯炯的人和赵世炎在一起。郭伯和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恩来同志”，并向他介绍：“这是黄澄镜，他对闸北区的情况较熟。”恩来同志即严肃又和蔼地对我说：“很好，你对闸北区的情况较熟，现在已打下了第五区警察署，我们要在第五区监察署建立一个前线指挥所，由你负责，带一部分人员和纠察队员，负责前方与总指挥部间的联系。”我当时又兴奋又不安，既担心不能担负这一重大的任务，同时又很乐于接受。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周总理，他当时并不像我想象的戎装挂甲、威风凛凛，而是穿着一身灰布棉袍，头戴一顶鸭舌帽，围了一条深灰色围巾，西装裤子黑皮鞋，完全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非常朴素平常。我由此常和他联系，并在他指挥下进行工作。

下午二时接到吴淞的情报：沪松路上午有一列兵车由北站开出，载有军阀部队五百余人，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开到近吴淞时，发现吴淞已经解放，遂停在吴淞站外，与北站用电话联系后，原车又开回上海，要上海方面注意对付。恩来同志接到这份情报后即分析：“如让这一列车开回北站，将在虬江路冲过我们的防线，而且北站增加五百余武装，必将增加我们对北站攻击的困难。”经过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先派铁路工人纠察队在天通庵路车站南将路轨破坏，并令闸北区委郭伯和同志，率领一部分较有战斗力的闸北基干纠察队，在铁路两侧埋伏并做好掩护工事，当列车开到时必将其弄出轨，然后依托两侧工事发起攻击。四时后，列车果然缓缓开来，司机发现路轨被破坏，很机警地从机车座位上跳下来，列车随即迅速倾斜，倒下，我们及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不能开展还击，即以铁棚车箱为掩护，负隅顽抗。我们即大举将列车包围，双方发生激战，但敌人多数人无法从车厢中出来，只有少数人从窗子口爬出，不能组成火力，有的甚至于从路轨旁铁丝网下逃至北四川路，被租界上的日本兵缴械。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沪东和虹口的工人纠察队由东边过来，听到枪声即绕过铁路，与我闸北的纠察队指挥郭伯和同志联系上．他们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天通庵车站支援，共同包围列车上的敌人，其余的纠察队由赵容率领加强对北站的包围，天黑后继续攻击。为了避免黑夜盲目射击，我们动员了大批宣传队员对敌兵进行战场喊话：“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直延续至天明。敌人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战斗，又没有吃饱饭，冻馁交加，只好挂起白布投降，全部成为俘虏。我们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后，立即将徒手的纠察队武装起来，由总指挥部调遣，以加强其他阵地的力量。

在总指挥部与前线指挥所之间，还有一个敌占东方图书馆据点，驻有敌兵一个排和一个军需处，约有数十人。东方图书馆系四层楼的钢骨水泥建筑，敌军拥有两挺轻机枪，居高临下不断射击，我闸北工人纠察队一时难以接近，攻不下来。由于这个据点严重地威胁着我们与北站之间的交通线，现场指挥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指挥部。恩来同志听了报告，即率领一些干部亲临前线察看地形，对指挥员指示说：“这个地方暂时可以围而不打，一方面进行政治喊话，促其投降，一方面为了保护交通线的通行安全，可动员纠察队在东方图书馆的东边马路旁，挖一条一百余米长的交通壕，以掩护我们与居民的通行。”纠察队即按指示执行。经过政治喊话并投书劝降，敌最后表示愿暂时停止射击。一直到二十二日中午，敌因待援不至企图从后门逃走，被我包围之纠察队全部俘虏，缴获军需品甚多。

东方图书馆被我占领后，敌在闸北的据点只剩下北站了。我在虬江路至北站之间，筑有三道工事，宝山路北河南路口一道，还有界路中一道，工事都是用大洋松和沙包垒起来的。

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由于白俄铁道装甲车的迫击炮火和北河南路口英帝国主义的重机枪对军阀的火力支援，激烈的炮火引起了宝山路虬江路西南一带发生大火，火势蔓延到宝山路东侧，从升平里、升顺里一直延烧至文孝里、义品里、联智里等地段，这一带完全陷入一片火海。敌人有乘大火发起进攻，将我纠察队驱逐之势。周总指挥发现这一情况后，即时一面组织群众救火，一面组织力量反击。恩来同志不顾炮火连天，狂焰蔓延，亲自带领干部群众首先将大火扑灭，帮助居民抢救私人衣物，将受灾难民安排到附近小菜场内，同时及时指挥我纠察队的突击力量，向出击之敌反攻，把敌人赶回北站。战斗相当激烈，三道工事，失而复得者几次，最后终于将敌驱回北站内，敌突围的打算遂告失收。在残敌窜回后，我们连夜赶修被破坏的工事，老百姓自动援助，纷纷献出修工事的材料，如木板、沙包、家具之类的东西，恩来同志率领一部分人亲自带头搬运修工事的材料。第二天，在我们修工事的时候，忽然白俄发射一枚迫击炮弹落在我工事前，我和恩来同志一道伏在工事后被溅了一身泥灰，恩来同志毫不介意地拍拍身上的泥灰，继续帮助修工事。有些纠察队员担心他的安全，劝他早些离开最前线。他笑着说：“你们不是都在最前线吗？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到最前线来？危险怕什么！”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被俘的直鲁联军士兵，还都一脸娃娃相，根本搞不清所战为何

在敌人利用大火反攻的时候，混在群众中的一部分敌探、工贼，乘机煽风点火，说什么“前方纠察队被打死很多，像我伲没有什么武器的纠察队，怎么能打过正规军队，看来起义又要失败”，制造恐怖气氛，影响了前线纠察队的士气。恩来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亲自到第五区警署对我说，敌人的走狗、工贼混在我们群众队伍中造谣散布失败气氛，对我们前方战斗是很有影响的，我们要组织力量将这些人中最坏的、民愤很大的，及时清查出来，对罪行严重的要处理。要我临时负责战场上的锄奸工作，我即奉命执行。通过各个企业组织的领导人，分头派人清查，凡是敌探、工贼，以及在后方进行造谣活动的人，都要积极加以揭发。经过发动，一下子揭发了数十人。我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对其中平时民愤很大的坏人．处理了十几个。当时由于我对这一工作没有经验，表现出急躁情绪。恩来同志曾对我提出了意见，要我特别在紧张的时候，要保持沉着的态度，我对他给我的教育至今不忘。

四、工人纠察队靠自己的力量最终攻占北站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北伐军东路军已到达新龙华，南站到新龙华的火车已经工人修通。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派交际处长赵子敬，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新龙华去慰问北伐军。当时北伐军的东路军总指挥部，正在白崇禧的主持下开军事会议。赵子敬在会议上报告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说：“上海华界的敌据点，已经基本上解决，现在只有北站还未攻下，工人纠察队正在围攻，如果北伐军出动，即可及时解决。”当时出席军事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头子吴稚晖发言说：“我们北伐军绝不支援工人纠察队，让毕庶澄军队消灭了工人纠察队再进上海。”赵子敬回来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非常气愤。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消灭军阀残余部队。”周总指挥这时已获得北站内部情报，了解到毕庶澄接洽投降未成，已经换了便服逃进租界，白俄雇佣军已纷纷潜逃至租界，放弃了铁道装甲车，下级官兵均无战斗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恩来同志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对战斗部队重新部署，将所有缴获的轻重机枪集中起来，下午五时实行总攻击。由于敌人失去指挥，无心恋战，我们于黄昏前打进北站，敌两千余人全部投降。第三次武装起义靠百余枝破烂枪枝，经过三十个小时的艰苦战斗，至此胜利结束。缴获长短枪近四千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花机关百余挺，我们工人纠察队近四千人全部武装起来了。我们以伤亡两百余人代价，拿下了整个上海城。

五、紧急营救被扣押的周恩来同志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仍旧留在闸北，主要把精力放在整编和训练工人纠察队方面，不断地找纠察队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教育，很多工人从谈话中学到不少东西。

在这段时间内，驻闸北的北伐军调换了三次，开始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岳部，以后调来的是第二师刘峙部，不久即被调走，很快又调来二十六军周凤岐部，是收编的军阀孙传芳的残部。我和赵子敬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派，负责对二十六军做工作。这个军的党代表是赵舒，比较进步，我们通过赵舒做周凤岐的工作，接触过几次，向他宣传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要他同工人纠察队结成友谊，但没有什么效果。蒋介石到了上海以后，勾结买办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同帝国主义谈判已经达成默契。他一方面对工人进行麻痹，派人敲锣打鼓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锦旗；另一方面，纠合上海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要他们以租界为根据地，训练大批流氓武装，向工人纠察队挑衅，最后在部分反动的北伐军协助下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与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同步，1927年3月22日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成立，此为执行委员合影。24天之后，这一上海历史上首个民选政权即遭蒋介石扼杀

四月六日，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与汪精卫公开联合发表国共继续合作的宣言，党内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潮泛滥起来，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蒋介石的阴谋丧失了警惕。四月十二日零时以后，忽然枪声大作，蒋介石组织的武装流氓，分批从租界冲入华界，每个流氓都戴有白布黑字的袖套，携带武器，在部分反动的北伐军的配合下，向各区工人纠察队部发动进攻。工人纠察队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又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突然袭击，来不及组织有力抵抗。经过一番战斗，都纷纷被缴械，人员还有伤亡。在闸北，也同样遇到突然袭击，首先，流氓进攻总工会会所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所在的湖州会馆。开始时，工人纠察队曾经组织抵抗，战斗较为激烈，二十六军第二师的部队在一旁观战，佯作不明真相，以后看到战斗较激烈，第二师的军官即率领士兵向双方宣布说：你们都同是工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为什么要动武，我们提议你们双方将武器都交我们保管，你们进行谈判。如果你们不听我们的劝告，我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就要武装干涉。流氓武装当时纷纷将武器交给第二师，有少数人故意抵抗，还被第二师士兵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纠察队遂上当受编，纷纷交出了武器，湖州会馆被占领。以后各地凡驻有工人纠察队的，都先后被迫缴了枪。第二师并派人继续大肆搜索，我们从军阀手中夺来的武器，都拱手送给了新军阀。同时，他们用第二师师长的名义，把周恩来同志也“请”去，警卫人员的武装也被他们在途中解除了。黎明前，我仍然率领少数纠察队员在保护我们的领导机关（宝山路五号），正在进行抵抗时，忽然接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的电话，说：“恩来同志被第二师借口请去扣留了，你立即设法找党代表赵舒去营救。”我接到电话后．即将指挥任务交给秘书长曹元标，设法找到一辆地下党员驾驶的出租汽车，立即通过租界的封锁线，到达法租界西门路赵舒的住所，敲门而入，把赵舒从床上请起来，简略告以二十六军发生叛变的经过，并要他即往二师营救周恩来同志。他即洗了面，乘我的汽车赶到闸北宝山路天主堂第二师司令部，直奔会客室。我当时亲眼看到恩来同志站在那里，在极端愤怒的气氛下，把桌子椅子都推翻在地，桌上的花瓶和茶杯也都摔在地上，他声色俱厉地训斥第二师师长斯烈：“你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你镇压和欺编工人，收缴了他们从军阀手中夺来的武装，你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真是大义凛然，令人钦敬。斯烈低着头表示：“我是奉命的。”斯烈见到赵舒来了就向赵行礼，赵舒把他叫到另一间屋子谈了许久，我陪着周，请周坐下来。不久斯烈偕赵舒出来，斯烈表示歉意，愿送恩来同志回去。我即和周出去，赵舒和斯烈都送到门口。我们上了汽车，开赴北四川路以东四卡子桥附近江浙区委的秘密机关，周与罗亦农同志等见面后，我再乘车回闸北。这以后不久，周就偕罗亦农同志秘密化装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六、怀念与周恩来同志相处的日子

四月十二日，南市和闸北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对国民党北伐军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一事进行声讨，群众公开喊出“打倒新军阀”，“打倒蒋介石”，“打倒白崇禧”，要求发还被缴枪枝等口号。

十三日是一个阴沉沉天气的日子，上海总工会下令实行全市总同盟罢工，上午在闸北湖州会馆附近广场上，召开了有十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异常愤怒激昂的气氛下召开，工人代表纷纷上台发言，愤怒声讨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的罪行，通过了声讨通电。大会后举行游行示成，在游行示威队伍行进到第二师司令部时，大家都停了下来，要求见第二师师长，向他索回被缴去的枪枝。斯烈当然不肯见，要参谋长出来解释说：“这是奉命的，不能交还”。群众愤怒之下，纷纷挥旗向司令部门内冲。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声枪响，蓄谋已久的大屠杀开始了，司令部两侧预伏的机关枪开火了，枪弹像暴雨般倾泻出来，游行队伍顿时大乱，当场被打死打伤数百人，第二师司令部门外血流成河。下午天降大雨，敌人用卡车运走尸体数百具，雨水冲着工人的鲜血，在马路上缓缓地流去……

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在上海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内，总理叫我写一个“安平事件”的总结报告和一个声明，以对付军调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在“安平事件”上的攻击。记得那次见面时，我和总理谈起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记忆得很清楚，他对我说：“那时我们早年的党很幼稚，那次起义，我们既没有经验，也很幼稚，虽然开始是胜利的，但最后遭到失败，太让人心痛了！”

（选编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